那年夏天，让世界闪闪发光
				        我堂兄叫李文博。
他爸爸，即我三叔，是抽旱烟吃煎饼的典型农村汉子，给儿子起这个大名，一是应大堂兄李文渊的“承上启下”之意，二是望儿子好生念书，长大后鲲鹏展翅，不再靠祖传的几块田地过活。在这番殷殷期盼下，李文博这个乡下伢子，便啃着白面馍馍喝着井水，风吹一般地长到了九岁，脸上带着一抹农村空气给予他的红润。
       也是那一年暑假，爸爸开了十小时的车，带着八岁的我回到乡下，说要带我呼吸一点“杭州没有的新鲜空气”。
       三叔是那种最常见的种田汉，身材魁壮得似村口那株老桦树，高得令人心头发颤。而脸上又挂着一副极可爱的古朴神情，沟壑般纵横的皱纹向上弯起来形成一个很自然的微笑，露出一口黄黑的门牙。我有些露怯，想向爸爸身后躲去。但爸爸将我往前推搡，“去呀，囡囡，给你三叔问个好。”
         “三叔好。”我垂着眼小声嗫嚅，不敢抬头去注视那张线条粗犷的脸。
         “诶，悦悦乖。这才几年不见，一晃眼成一个大丫头了。怎么？不认得三叔了？上次你还是个小毛毛头呢，还叫我把你抱在腿上颠着玩呢，怎么？不记得了？这孩子。”
他话里带着极重的方言，我只能勉强地去逐字句地揣摩大意。他俯身来摸我的头。我感到一只极厚重的硬物落在我的头皮上，粗糙的纹理磨着我的皮肤。那只大手很轻柔地抚过我的头颈，拍拍我的肩。我一直低头看着脚下的焦黑土地，那颜色像三叔的脸。
          “文博，出来见见你妹妹和二大伯。”
我抬头，看到一个与我年龄相仿、面相敦实的男孩——那是种有劲儿的，像一块压实了的死面，难有一点弹性的敦实。他走路时，全身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那年夏天很热，他那件洗得褪了色的白衬衫浸透了汗，露出他浑圆的臂膀和脊背的轮廓线。
他头上有一簇头发，不羁地向上翘起，像一只倔强的小兽仰着高高的头颅。我终究是个孩子。好奇战胜了初见的陌生与怯意，我偷愉瞟着那缕独立特行的鬈毛。
         “囡囡，快，叫文博哥哥。”
         “哥哥好。”
       三叔拍了拍男孩的肩。他看看我，又低下头，用一口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说：“妹妹好。”他的声音有着孩童的稚嫩，但多了些土地般的厚重与深沉。
       三叔是开着－辆半新的大卡车来村口接我们的。大人们坐进驾驶与副驾驶，我和这个叫文博的男孩坐在车斗里。路上的煤渣很多，那车斗颠得一簸一簸的。
他们在前面聊天：这几年哪家又死了人？哪家新娶了媳妇？土地收成如何？我没说话，一直盯着那绺奇特的随着车斗一上一下抖动的头发。李文博发现我在看什么，转身用手去摁那簇头发。但它过于顽固，常常是手刚把它扳倒，它便缓慢而有力地立起来。他最后气馁了，放下手，用一双鼓溜溜的小圆眼睛瞪着我。我忙低下头，挪开自己的目光。
        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卡车载我们过了一个小丘，两条极窄的小径和一条小溪。路上坑坑洼洼的，车轮碾过不少石子，震得我脸色发白。
          “鸽子！”几只灰色的小鸟飞来，像是蓝天下的一道黑色的剪影。尽管处于极度的晕眩中，我仍为能见着这样活生生的小生命而感到震憾。更多的鸽子飞来，聚成一个小小的鸽群，翎羽在夏天的骄阳里闪着雪白的光。李文博不知何时走了过来，稳稳地站在旁边，双臂抱在胸前。他沉默了半晌，说，“那是小姨奶奶家的，喏，那只白花花，尾上有个黑条儿的是领头的，我还抱过它呐……”
          “我们那一带很少见到鸽子。”
          “是吗？”他搓搓鼻梁，也带些惘惑地歪头去瞧那鸽子。它们飞得更高了，很快便隐没在蓝天的边际。两边的田里，青绿的麦苗长得有一人高，有几株已结了穗。几个扛着农具的人走来，上衣半敞着，有几个干脆赤了膀子，把一条难辨颜色的毛巾围在颈上。他们脸上都是泥浆，几乎遮住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三叔停车与他们打招呼。他回身向车斗这边探来，“悦悦，文博，快喊伯伯！”“叔叔好。”“阿伯辛苦。”我们一起说。他们寒喧一阵后，发动机隆隆作响，我们又向前驶去。
       “他们是农民吗？”我问。
       “什么？”李文博愣了愣，“哦，对，是，种田的呗。怎么？你连田汉都没见过吗？”
       “没见过。”我老老实实承认。他于是打开了话匣子，告诉我许多土地的知识——育苗要在几月，多久能收割，小麦抽穗在什么季节。他说话时嘴皮子动得飞快，整张脸都跟着声调一起抑扬顿挫，那簇头发一抖一抖的。他越讲越兴奋，到了后来，他不再操那口蹩脚的普通话，而是说起了方言。我听不懂，但强跟着点头。这般下来，待卡车开到家门口，我们已聊熟了，成了一对好朋友。
       一窝人挤在三叔家客厅里。几十张嘴同时用极怪的腔调叫出了我的名字，几十只起老茧的手顺次抚过我的头。三婶端上菜来，还有一盆蒸得热乎乎的白面馍与数捆黄灿灿的煎饼。人们说笑着去拿那煎饼与馍。我拿了一块馍和半片煎饼，李文博拿了三块馍与一片煎饼。
       那是我从未有过的用餐体验。四周人声鼎沸，要极费力才能从那人群的肩背与筷子的缝隙间争得一块土豆或一勺鸡汤；饭室里人挤人，虽有一台风扇与一台空调，还是免不了流汗——于是那汗臭味便与饭菜的香味和在一起，十分冲人；煎饼的味道很怪——有些脆又有种难以言述的微甜味，我不很喜欢吃，咬了一点便把剩下的给了爸爸。但菜的味道很好，肉极丰腴，菜极多汁，咸淡也正适宜。我虽在这熙攘中流了不少汗，但也吃进了不少油脂。
        吃过饭，大人继续说笑，遣李文博，我，与小我两岁的堂弟去门口玩。“去逮知了gùn（具体不知是什么字，下文一律用“gùn”代替）不?”李文博提议。堂弟赞成。我不知“知了gùn”为何物，也没异议。他便带我们去了小溪边一片白桦林里。
        那是个极谧静的夜，周围只有柔柔的虫鸣与汩汩的水声。往顶上看，透过层层匝匝的枝叶，可以看到几片深蓝色的天空，仿佛是嵌在枝叶间的几块蓝宝石。月光在那缝隙间泻入林间，使一切都蒙上一层乳白色的纱。白桦树挨得很密，似雪的树干上是一只只眼状的疤痕，在这无尽的静默中注视着这片时间的荒原，仿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我的心跳得很快。
       打头的李文博打开了手电，四处将那雪白的灯光扫射到树上，地上。我与堂弟紧紧尾随在他身后。就这样走了半晌，他忽地兴奋地轻叫道:“找着了！”
        “哪里?”我紧张得哑着嗓子问，再不敢出一点声音。他朝树上努努嘴，将光打上去。我与堂弟抻长了脖子，顺那道刺亮亮的光看过去——在那令人眩目的光环中间，有一只嫩黄的小生灵，身下有一块橘红色的东西。我盯了许久，才意识到这“知了gùn＂原来是在夜里乍脱了皮的新蝉。它大抵刚从其中挣脱不久，皮肤嫩嫩湿湿的，翅膀还未完全展开。堂弟想用手把它摘下，被李文博斥止了。他说这“知了gùn”太新，现在摘会弄伤翅膀，先往前走一会儿，等它的身体干一些硬一些了再回来拿。我们便继续向前走。
       几只鸟——也许是猫头鹰或夜栖林间的山鹑，被手电的光照醒，扑愣愣向天飞去。我们离小溪越来越远，渐渐的，那潺潺的涓流变成远处一条反着星光的银带。三叔家的灯火已见不着了。现在手中惟一的人为光源只有那柄手电。我有些畏怯，但没说出来。
       走了一会儿，我感觉小腿肚上一阵瘙疼，好像有几只小虫在噬咬那边的皮肉。我小声地唤李文博：“哥，哥！”
       “怎么了？”
       “你有蚊子水吗?  我腿上痒。”
     他拿手电照了照我的腿，俯身瞧了瞧：“三四个小包，不打紧。”
        “痒！”
      他于是蹲下来，小心地用指甲往每个肿块上印了一个十字。“好了，”他说。
        “好了？”
        “对，再痒你就涂和点口水上去。”
       还是很痒，但我没有再叫，尽量地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东西上面去。他们走得飞快，我要小跑オ能跟上，边跑边用鞋底去蹭小腿肚上的痒处，蹭得小腿黑乎乎的。
       约莫又走了三四百米，李文博抬头看看，说：“快九点半了，我们向回走吧。”
       这时我们已摘了十几只＂知了gùn”，刚好铺满带来小桶的桶底。于是我们便顺着来时踩出的小径往回走。回时的路要轻松许多，不用再踩断来路的野草，他们的脚步也放慢了。李文博一时兴起，讲了一个天于山那边墓地的鬼故事，配上身旁上百只无声盯着我们的“眼晴”，我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堂弟说：“哥，瘆人得慌，你可别讲了。”李文博于是住了嘴。周围很黑，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偷笑，头顶的那簇头发一抖一抖的。
       水声渐渐近了，桦树逐渐变得稀疏。我们又回到了树林边缘。从这头望进去，黑乎乎的林子像一张怪物的血盆大口。三叔家灯火通明，大人们还在唠嗑儿。这一切忽然显得有些不真实，有些恍惚。抓来的“知了gùn”在桶里爬着，想攀上那光光的桶壁，发出刮擦的声音。我的小腿麻得厉害，上面全是污泥与被鞋底蹭破流的血。
       三叔领我与爸爸去爷爷家睡觉。他挎了一个功率极大的马灯，刺得我的眼生疼。道两旁没有路灯，只有门贴着门的小平屋与无垠的田野。天上是许多的星星。我不记得那夜是如何回到了床上——那条路极长，极陡。后半程路我都在困倦中眯着眼，近似梦游地牵着爸爸的手。
       那觉我睡得很沉，既没听见五点的鸡鸣，也没觉着太阳的升起。待我起床后，看看时钟，已近九点。摸摸索索出了屋，大家都在外面倚在小板凳上说笑，玩闹。柴火屋里冒起一股白花花的炊烟，爷爷已经开始做中饭了。
        李文博看着了我，他向我使劲挥手:“嗨，妹妹出来了!”
        我脸微微地发烫。“你们在这等很久了吗?”
          “那是。我和李润泽（堂弟）六点多便起了，想来找你玩。我爸说你还在睡觉，不让我去叫你。我们便在这瞎等着，坐了有近一小时多哩。”
       我偷偷去怪我爸，“你怎么不叫我起床!”
       他耸耸肩:“这不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嘛！去找文博和润泽玩呗。”
       我有些气，说不上来气什么，就是觉得肚子里窝着一团闹哄哄的火。但与他们两个玩了一局“赶牛儿”和”老虎吃小孩”后，气便消下来了。
       这是农村里极常见的两种游戏，在地上画个棋盘，摆上几颗小石子，便能玩。我一下子便悟了技巧，两局都是我赢。李文博老垫底。玩了三四盘后，他扔掉了手中的石子，“我们去小溪那边耍去。”
        我们于是去了小溪。李文博踢掉鞋子，站进水里——那水刚到他的小腿肚，清亮得像流动的玻璃。我们纷纷效仿，站到水里互相泼水玩。
        我忽地看见一群一指长宽的小怪物从李文博脚边游过。“哥，哥，那里有鱼!”
李文博低头看了看，扑哧一声笑了。“妹妹，那不是鱼。你瞧，它没有鳞。这是泥鳅。我以前用捞网兜过好几条。”他说着忽然来了兴趣，“你们说，我们逮它个几条，好不好。”
       我没异议。李润泽说:“哥，可是我们没网子呀，咋搞？”
       李文博挠挠鼻子，“就用手抓呗。”
        “泥鳅滑溜溜的，手抓不着……”堂弟还想争辩，李文博瞪了他一眼，他便不作声了。我们于是开始围截起那群泥鳅。我学堂弟的样子用手去捏那泥鳅，有好几次确凿感到了指间一阵冰凉湿滑，可一握紧，又是除了一汪清水什么都没有。我一恼，用脚去踩，那东西反趁此机会钻进了石缝里。
        “啊!”李润泽忽然欣喜地叫了一声。我跑去看，却见他摊开空空的两只手，晶莹的水珠从他的指缝间滴下。他脸上又失望又困惘说:“我抓住它了呀，它还在我手里扭了两妞，手心里痒丝丝的。”李文博笑他。他不服，小声念叨，说:
          “真是的，你有本事你去抓呀。也没见你抓到过。”
        李文博没反驳他，正好有一群泥鳅游过，他忽的扑上去，双膝跪在水里，手向前伸着。他保持着这样狗啃泥的姿势跪了好久。我想他一定失手了，不好意思站起来。堂弟要笑他，还没开口，他却缓缓地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个大大的神秘的笑容。他小心地挪开左手，借着树荫间泻下的阳光，可以看见他右手铁钳般的指隙间扭动着一条带斑点的小尤物。
       我们惊喜地叫了出来，忙把它拎进三叔家，放在鱼缸里。李文博的衣裤一直淌出着水。我们透过缸壁，看它在水中翻腾，大发脾气。“泥鳅吃什么?”堂弟问。
         “肯定是泥巴呀，”李文博说，“名字里带个‘泥’嘛。”
        我们于是挖来一些土洒在缸里。那泥鳅并不享用我们的好意。“它还不饿，”李文博宣布，”我们捉蚂蚱去。”我们于是又往那小丘跑去。
        那几日都是很好的晴天，天蓝得通透。母鸡带着幼雏在墙垣的阴影下乘凉; 三叔家的阿黄在门口惬意地趴着，用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去瞟着面前几只不安分的鸡仔，舌头耷拉在一侧; 爷爷笑着坐在院中一把小藤椅上吱吱呀呀地来回摇晃，手中拿一柄小蒲扇，桦树叶间泻出一泉乳色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这些日子里，我们走遍了每一座小丘，蹚过了每一条小溪，穿过了每片林子。我的小腿与胳膊上全是瘀青和结痂。三叔有时去种地，有时开他的大卡车去赶集——他总不忘给我们捎一些吃食或小玩物。他去种地时，李文博带我们去观摩过。在似火的骄阳下，他一下下锄着地，每锄一下都会发出一声泥土与金属相击产生的沉闷的响声，像是大地的心跳。
       小姨奶奶听说我来了，请人捎给我一只通体灰色、颈上有黑圈、翅上滚白边的鸽子，叫我们煲汤吃补补身子。我不吃鸽子，于是它便作为一个宠物留了下来。我不敢抱它。李文博总是自若地抓住它的翅根将它揪到怀里，轻轻地抚着它背上的绒毛。
          “它不啄人吗?”我有一次问。
          “不会，”他想了想，说，“鸽子是最乖的鸟。”他一边说，一边将玉米粒小心地塞进它的嗉囊里。
        岁月便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天。有一日下了大雨。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拿了一本书在看，他怀里抱着鸽子。就这样静了一会儿，他忽然问:“那好看吗?”
       他用的是方言。我一下没转过弯，“什么?”他向那本书努努嘴。
         “哦，挺不错的呀，很有意思。这是我们学校的必读书目。”
       他将我的话细细咀嚼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老师也叫我们多看这些书，但我从来不看。它们好无聊。”
       我有些吃惊，但没说话。在这样的缄默中，我读完了那本书，窗外的雨也停了。他将鸽子放到地上，“走，我们找李润泽耍去。”我们于是又在李文博那些疯狂的游戏中度过了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
       终于，我要开学了。我们大家都很不舍。一想到不再有无尽的奔跑，不再有腿上的瘀青，不再有那些戏耍：逮知了gùn、逮泥鳅、逮蚂蚱、赶鹅、偷桃..…我心中生出些奇怪的感觉，像是有无数只小虫在咬我的心。
       李文博也很难过，我走前那个晚上，他带我去看了他的“秘密基地”——那是一块荒地，在林子的尽头。那上面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对焦了许久，才认出那是由红砖搭成的一些缩小的建筑物。“你搭的?”我问。“我搭的，”他自豪又有些腼腆地说，“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他跑去最近的一座像高塔式的建筑，拿起其中的一块砖，指给我看。上面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个“文”字。这里的每一件作品，上面都留着它伟大的孕育者的这般印记。“你可以当建筑师了!” 我夸他。他可爱地笑笑，夕阳刚从山头那边落下，天边的彩霞照得他的脸很红。
       我们在那平台上坐了很久——那儿视角很好，可以一览山脚的田野与远处的溪流。余晖给一切蒙上一层梦幻的光雾。万物都浸迷在这般和谐的静穆中。刚下了雨，周围的空气里有雨水和土地糅杂的芬芳。
       最后，星星出来了。“走吧”，他说。我们于是折返了。
       在临走前，他把鸽子留给了我。他将它放进了一个纸盒子里，放到了车的后备箱。
发动机隆隆作响，我趴在窗户上，向他和堂弟告别。我们不停地挥手，不断地喊着再见再见。车拐了三个弯，我还使劲挥着手，耳边似乎还萦绕着他们的声音:“寒假见呀寒假见呀寒假见呀……”
       那年寒假我回去待了个把天，与他们一起在雪地里耍，一起围在锅边吃热腾腾的火锅。接着便是两年半的间隔分离。
       爸爸这两年里一直给三叔打电话，常能听到他在阳台上皱着眉头训斥的声音。“怎么了?”我问他。
       他叹口气，眼里满是焦急:“李文博，你哥哥，他不肯学呀。400满分，他总分不到200，好几门课都不及格。你说，不骂骂他行吗?”
       我没说话。
       这两年里，因为外出时窗户没关好，鸽子飞走了。爸爸带我们去下面把方圆几里路都转了一遍，觅不到一点踪迹。
         “乖囡，不要难过，下次回山东，我们向小姨奶奶再要一只，好吗?”
我没说话。
        这两年里，李文博他们村里搬迁，曾经的小溪，山丘，树林，都没了，变成了豆腐块似的高楼。他们也搬去了县城。
         “乖囡，下次回老家，我们可以住宾馆啦!
       我没说话。
       这两年里似乎翻天覆地，人变了，物变了，事变了。我从那时懵懂的稚童长成了一个少年。在我小学毕业之季，爸爸又带我回去了一次。
       三叔脸上纵横的沟壑似乎更深了，他仍旧像初次见时一样向我们古朴天真地笑着，用手拍我的头。他没用卡车来接我们，那车前几年已经报废了，就算有，在这崎岖不平，满地污秽的道路上也无法用了。他带着我们走回那尚未拆掉的家。李文博在门口等我们，一边逗着阿黄玩。
       他似乎没有变很多，一样紫红的圆脸，一样俏皮的发梢，只是他长高了，也变得更加纤细了。他身上还是带着两年前的味道——一股大地的芬芳。冬天天很冷，他乌黑的双耳被冻伤了，暗色的皮肤下翻出粉红的嫩肉。他还是那样黑，那样强壮，那样坚毅。
       我不知道说什么，向他挥了挥手，“嗨!”他向这边看来，放下阿黄，用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你好。”
        “文博，快来见你悦悦姐姐。”
       我愣了愣，说:“三叔，他比我大。”
       三叔想了想，笑着说“对呀，你好像确实小一点。唉，人老了，什么都容易忘。不过谁叫你长这么高呢?”
       李文博从台阶上跳下来，仔细地端详我一阵，也笑了，眼神柔和了许多。他用方言叽里咕噜地说了许多话，我一个词也没有听懂，只是跟着点头。他说着说着停了下来，似乎是等我接话。我支吾一阵，最后承认:“我听不懂。”
      他又笑了，恢复了蹩脚的普通话:“你变化好大呀，妹妹。我都有些认不出你来了了。”他转身叫:“李润泽，你姐姐来啦!”一群人闻声出来迎接。三婶在院里操着方言喊:”饭热好了，进来吧!”
       还是一样的拥挤，一样作摆设的空调，一样甜涩的煎饼。只是那菜，那鸡汤，吃在嘴里，似乎没有记忆里那么可口鲜腴了。我只吃了半块馍就饱了，出去一个人在院里站着。天上星星依旧很多，天依旧蓝得透明。门前的小溪已经荒废——就是我们曾一起抓泥鳅的那条。我静静地站着，看那污浊的流水夹携着垃圾，在那条浅浅的河沟中寸步难行。我想着几年前的那个暑假，这里的水清澈得可以一眼望到底，我曾光着脚在其间蹚水，看着天光云影从我脚上流过，被桥墩击碎。月光照在乌黑的滩地上，似乎被那层深色稠厚的浊泥完全吸收了，竟没有一点反光。
        李文博走了出来:“妹妹，去白桦林走走吗?”
        我一时没有应答。想起我们一起在夜里摘“知了gùn”，想起那片梦境般的夜的角落，想起我满是蚊子包的小腿肚……我看着李文博那绺刘海，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轧着了，怎么也吭不动声。
        李文博看出我似乎不像从前那般情愿，他兀自笑了笑。“妹妹，去玩‘老虎抓小孩’吗? 李润泽已经摆好棋盘了。”
        我已有些忘了规则，但上手一局后，已基本掌握了技巧。我每局都赢。李文博还是每局都输。我们一直玩到该睡觉的时间。
        我与爸爸住在村外新建的旅馆里。农村生活唤醒了两年半前的生物钟，我六点就醒了，坐在床头。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在爷爷家，颇疑惑头上怎么不飘带双喜的帘幔，窗外的红头老公鸡怎么不打鸣，然后我才想起我是在宾馆。我起身，换衣，刷牙，然后便坐在床上看书，一直看到八点半，我才开始往三叔家走。
       李文博他俩大概等我很久了，他看到我，使劲地挥手。“妹妹，去山上耍不？”我没有异议。
我们一起上了山，那是个阴天，天上飘着灰色的云。我们从田那边走，看见了三叔正在耕耘。他是在给花生地除草，看见我们，向我们笑笑。他的铁锹砸在地上，发出钝钝的声音，刺得我的耳膜生疼。
       我们很容易登上山顶——山上新修了一条公路，我可以走在马路上，他们踱两边的土路。我在马路上走路不用会被荆棘绊倒，他们也就不用一会儿停下来等我，一会儿跑过来扶我。两边是一片一片的桃树，虬龙般盘着的乌黑的枝干在枯黄的干草中有些格格不入。李文博还是讲笑话，开始用方言，后来用极蹩脚的普通话，他的声音慢慢小下去，最后便不再作声了，剩下的一路我们都只顾着卯足了劲儿地往山上爬。空气湿稠得像一块海绵，似乎吸收了所有的声音。这无边的谧静中，只有我颇有些费力的喘气声还在提醒着我们这世界并未完全死去。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许还多，我们走上了山顶。
       从山上往下看，可以看见屋舍、树林、田野、倒毁的屋舍，伐倒的树木、废弃的荒田……李文博看到这般景致，沉默了。我心中有些触动，虽只是一点沧海中的微澜，但我确实为这个有着土地颜色皮肤的男孩感到伤感，为他即将背井离乡，去一个与他灵魂毫无契合的地方居住感到些许悲哀。
         “听说楼房里不能养鸡，”他说。然后又是无尽的缄默。
       下午他们去门口逗阿黄玩。我借口要写作业，留在屋里看书。三婶过来擦桌子说：“读书好呀， 
       你劝劝你哥，他一点书都念不进去……”她用一个典型农妇的大嗓门，强聒不舍地与我诉苦，希望我能让李文博喜欢上看书，以后不要再走爷爷和三叔这条苦路。我没应答，一直顺着她的话点头——我无话可说。对呀，我又有什么能说的呢?
       日子就这样在灰暗的阴天里慢慢逝去。阿黄还像从前一样喜欢趴在家门口，抻长了那根湿红的舌头，肚皮随着那平稳的呼吸一起一伏。它新生了小狗，四个胖乎乎的小毛球，或也学它趴在地上，或抑足了劲想拱到它的肚皮底下。我坐在院中一把积了灰的藤椅上看书，记起爷爷以前很喜欢坐在它上面，卷一个烟卷点上，看袅袅的烟圈慢慢升起，绕着那桦树枝，使那干燥热烈的蓝天，变得有些许氤氲。三叔作完工点一支纸烟走进来。我忙进了屋内——那烟味熏得我头晕。
       我与李文博他们两个不再那么频繁地往外跑，常常一个上午就坐在院内，玩玩“赶牛儿”或“老虎吃小孩”，抱抱阿黄新生的小狗，欺负欺负那只垂垂老矣的胖母鸡。如果下点小雨，我们干脆窝在屋里打牌。时间就这样，在这个小院中不紧不慢地流淌着。这期间我们过了年，收了压岁钱，换了新衣。小姨奶奶又来送我鸽子——这会送了四只，因为知道我不吃，只是养着玩，每一只都比小米（第一只鸽子）更可爱，也更瘦削。我把王米粒撒在地上喂它们，看它们边拣边发出“咕咕”欢快的叫声。我早已不怕鸽子，但也失去了想养育它们的欲望。李文博还是很喜欢鸽子，他常常将它们搂在怀里，爱怜地发出“咕咕”的声音。
        三叔去了好几趟集市，带来一堆摔炮——是那种有着极古朴包装的红绿白三色的小鞭炮，一摔便会响。李文博很开心。我不乐意玩这个，它砸在人身上很痛，便把我那一把炮分给了他，只象征性地在兜里留下三个。下了雪，他们拿摔炮在外面耍，我在里面看书，耳朵里充斥着热烈的炮声。  
         “你该读读书，”我一次跟他说。话刚出口我便想把它重塞回肚中。我不习惯于这么居高临下地与他说话。
       李文博紫红色的脸忽得有些黯淡，像结了一层密密细细的霜。他没说话，那绺鬈毛显得更加桀骜不屈，就那么突兀地向上翘着，像一根倒长的冰棱。他终于抬起眼，几乎瞪着我，像两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识那样。他嘴角抽搐几下，似乎要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话。但他终究没说，只是装作无谓地耸耸肩，鬈毛一抖一抖的。他抱着鸽子，用那只被冻得醜红干裂的手去一遍遍抚触它的毛。
       终于，我要回去了。走的那个早晨，连阴的天竟破例地放晴了。天蓝里透白，像一块被洗褪色了的蓝绢布。我们坐在车里，亲人们站在车外。“再见呀!”我向李文博挥挥手，他也向我挥挥手。车轮开始转了，发动机开始轰鸣，爸爸开车了。车子很快地转过蓝天下的巷口。我最后回望了一眼，瞟见的是断壁残垣，是村口的桦树，是蓝天下，几只母鸡扑扇着翅膀，一只花色的大狗懒洋洋地卧着……
       出乎意料的，我心中似乎并没有太强烈的不舍，只有一点淡淡的，若有若无的伤感。我关上车窗，天蓝得很不真实，道两边的树飞快地往后倒去。又有鸽子在天上飞了，是姨奶奶家的吗？
        这三年我再没去涉足那片土地。我知道三叔搬进了县城，换了一辆二手车；我知道那个送我鸽子的老人，已在前些时日过世了；我知道李文博多了一个弟弟；我知道李润泽很快就要升上初中……这三年里我忘却了方言，不再会玩“老虎吃小孩”。这三年里，我身上的那属于这片天地的烙印嵌进了皮肤，愈加地顽固。
       我有时候可以听见爸爸在电话里低语，叹气。他小声地告诉妈妈，李文博，我堂哥，大概读不上高中了，三叔正考虑让他辍学，走老祖宗留下的苦路。我想起那个圆脸盘的男孩，那个可以徒手抓泥鳅的农村男孩，那个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血亲。我想起他们家空荡荡的书架，想起那些他总输的棋盘游戏，想起他在那个雨天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小米……我看着自己凌乱的书桌，看着自己的总成绩单，看着窗外林立的大楼……我从未如此悲哀地清楚，我与那个有一簇翘头发的男孩，是骨肉相连的陌路人。
       爸爸换了新车，这个暑假想带我回去。他跟我说，有几片地没有拆迁。我可以去山上用筷子夹蝎子，可以去逮“知了gùn”，也可以跟爷爷一起去赶集，帮爷爷卖菜……他说得兴高彩烈。“你爷爷，你三叔，你文博哥哥，他们都可想你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确实心中常会泛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思念，我确实每次想起八岁时的暑假，身上总会涌起一泉暖洋洋的热流。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想回到那个地方吗？我真的想看到我将看到的一切吗?我跟爸爸说：“都可以。”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为难，她安慰我说:“没事的，不想去就别去了。”
       我到底会不会去呢？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但惟一可以确信的是，尽管这是两个永不会重合 的世界，尽管我与它之间有一道永无法超越的隔阂，一道高似山峰的门槛，一层无法接触的结界，尽管有这一切，我八岁那年暑假的阳光，仍超越时间与空间，占据了我心中的一个角落。而每每我想起它，触摸到它的温度，我，这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也能感到那阵来自从前的沁人温暖，也要禁不住地发出感叹:
       那年夏天的阳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