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哈尔滨,夏天没有多么凉爽,冬天雪下得很大。而我的生活,无论冬夏,千篇一律——上午去体校上文化课,下午去冰场训练,一直练到天上的星星都亮起来。十四岁到十九岁,那对许多人来说是青春里最好的几年,他们在课堂上为自己求前程,在荒原上为祖国戍边疆,他们的眼睛里闪着光,内心奔涌着源源不断的动力与能量,而这个年纪的我每天只为一件事而忙碌——滑冰。功夫是三脚猫的,前路是未卜的。成长的奥义在年复一年的磨砺中终将见分晓,彼时只有看不见尽头的迷茫失措,与青年人在反复思量后越发笃定的信念。
十四岁的时候,我被父亲领到我的新教练面前,因为再留在单人组没有出息,所以改练双人滑。我的搭档是一个长我一岁的清瘦男生,以前在队里我认识他也叫他一声哥,但走得近了却觉得他讨厌极了。教练是一位理想远大却也勤劳肯干,脚踏实地但不忘仰望星空的中年男士。他看上去很可靠,脾气也不坏,可是我们并不经常有机会见到他,因为当时在北京的师兄师姐更优秀、更需要也更有可能完成突破,他们更需要他。教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的日子便更加没有头绪。教练不在的日子里,我们跟着这个指导学几招,跟着那个指导练一练,纯粹自力更生也是常有之事。少年人多毛躁,吵架生事常有,怄气冷战颇多。
我没有想过放弃,直达有一天因为搭档力气的匮乏在练习托举时不慎摔伤。向很多富有戏剧性的小说里会写的那样,我在医院里醒来,骨折了,也不记得之前的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我要住院,在病床上度过漫长的半个月,然后离开医院但是不能恢复训练,像个废人,而我的搭档独自练习一些单人动作。在昏迷后醒来的那一刻,我很确定我的伤很快会好——几周在这漫长而又看不见希望的岁月中不值一提,在那之后我要继续训练,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在接下来那半个月里,在昏昏沉沉或是清醒而又疼痛的时候,我开始想结束我的这段竞技生涯回去读书,又立马扼杀这个念头转而思考我为什么会选择坚持——无疑不只是为了眼前的苟且,是为了诗和远方的田野,是为了少年人青年人的不畏艰险一往无前,是为了有一天有属于我们的国旗在师兄师姐赢得的国旗旁边高高升起,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登上最高领奖台,而《义勇军进行曲》因此响彻异国他乡的赛场。
不知道是否心甘情愿地,我的搭档有时来看我。他在他的年纪身高尚可,但瘦到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也因此力量并不优秀。我们虽然经常争吵,但也都刻苦训练,一起在迷茫中清醒而坚定地一起走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在这看上去一无是处的青春岁月里,凭着这一份“青春的自觉”,一份对当下和未来的看似遥不可及的无限可能的思考与求索,就这么一直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后来我的伤势恢复,彻底好了就回到冰场训练。教练有时来看我们,于是抓紧向他请教;有时他不来,这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不知道如何提高技术又不知道该上哪里去问而争吵。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长到成年,两个人都不再是小孩子了也顺理成章地成熟了许多。他好像开始懂点怜香惜玉的窍门,有时在训练完又累又饿的雪夜背我回宿舍。我们抓住机会去了北京,竞技水平和其他选手差得很远,但一切在慢慢好起来。
仍旧是日复一日地训练,但我们开始拥有比赛的机会,也尝到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我们不再畏手畏脚缩头缩脑,身上长出青年人本该有的意气风发。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真的在国际大赛的领奖台上有了一席之地,当我们真的让国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奏响,当我们相伴走过竞技生涯的十年、二十年,当我们最终退役但继续从事与花样滑冰相伴的事业,我总会回想起那段遥远到有些模糊的青春往事。我们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为了这个天才辈出的时代中,这个不伐异禀之才的项目里看上去并不突出的选手。但我们,我和他,也因为那份少男少女诚恳的思索,那种青年人特有的勇敢的坚持,两个普通青年运动员的青年时代由于煎熬的自我省察与最终清醒而执着的目标,在一片黯淡无光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