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高中已经一年多了,又这样迷迷糊糊入了秋。这么久以来我的学习生活全是一团糟,所有的机会都被我搞砸。我到处在找人生意义。我读了《刀锋》,毛姆说,人生所追求的不过一场虚无。我看见苦读十几年的同学在考场上忘涂答题卡,最后落到三流学校。我听说太多故事,他们拼尽全力,却还是沦为平庸。
我曾经站在苏州的枫桥上,石堤边大运河入了夜依然川流不止,每个过路人都神色慌张。我一天比一天更厌恶自己。当时的我,一个人靠在柳树下吹冷风,盯着远处模糊的一排旧瓦房,说不出话。
后来我坐在电动车的后座上,把脸埋在我妈的大衣里,落叶被卷进车轮,我说“妈,我的理想越来越远了”,声音很哑。
我开始接受我的普通,“这个年纪迷茫很正常”我这样想。
那节语文课,上《老人与海》,我坐在第一排,像往常一样散漫地听,时不时看向窗外,鸟从顶楼俯冲下来。我听见语文老师问,为什么老人明明已经知道结局却依然尽力搏斗。我枕着手臂看向教室外,树叶迷乱,初秋突然转凉,屋檐在灰黄的气氛里一动不动。这些都有荒芜的颜色了,即使刚入十月。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黑尾羽的鸟落在树杈,我听见老师这样说。
海明威做过战地记者,见多了血腥和死亡。那一年,文学界所有读者、媒体、评论家都说他才华用尽,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但这一年,他写出《老人与海》,拿了诺贝尔奖。
老人很清楚,不论怎样,他都不可能保住大马林鱼,但早在出海的那一刻,在掏出匕首的那一刻,在他看见大马林鱼腾空,飞过船身那一刻,他就注定要搏斗。
海明威曾经做过间谍,后来他总觉得到处有人在监视他,人们说海明威疯了,他的亲友和妻子连哄带骗的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在里面接受电击治疗。
老人看到鲨鱼一个个像黑色的纺锤,由浅及深沉入海底。他在小船里平躺,头撞在船尾的沿上。他盯着大马林鱼的骨架,在夜中空空荡荡,“你枯了”,老人说。
在几十天后的凌晨,他独自一人把大马林鱼的骨架拖上海滩,肋骨敲在石子上,老人以为是什么被磕碎了,他依然用力,头埋在两肩之间。他瘫倒在海岸上,越过船舷,他看见了日出,在东方,鱼骨随即闪起光,老人很惊讶,他并不想见到日出,但日出了,海洋一片金色。
海明威终于出院之后,他回到他生长的小村庄,回到他那一栋旧房子,穿着浴衣,拿出他心爱的双管猎枪,上了膛,把枪口含进嘴里,朝着自己,开了一枪。
他一生都在与事,与人,与自己对抗。他没办法接受不温不火。他在往复的无数次斗争中取胜,获得荣光。他就是要逆着洪流,即使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事他赢不了,有些事他终其一生也改变不了,但他已经拿上鱼叉,他已经推向海浪,他会大喊着赞颂着海洋,他将向大马林鱼朝圣,他将不再放下武器。
直到他丢掉了武器。
正如老人一样。
我一直在想海明威自杀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想那一夜那栋小房子里的情形。他并没有屈服,一直到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他都仍然勇敢,仍然高大,仍然是那一副挺直的样子。他用尽气力撞向命运,他已经和命运同归于尽。
海明威的答案在空中盘旋,我看见,生命是对抗。
他在无止境的对抗,在撞,在头破血流,在敲击,在回响。
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是在那天的语文课上,老师的课件停在了《飞越疯人院》的黑白剧照,麦克墨菲戴着毛线帽,仰望天空,微笑。窗外阴天或晴天不清楚,只是放出茫茫的白光。
第二次是在我向我妈讲起这些时,我站在我们家窄窄的厨房门口,当我说到对抗这个词,我用右拳砸在了左手的掌心,我感到一阵冲击,“这很悲壮”我说,厨房的灯不太亮,其中的一切都在褪色,我靠在冰箱上,哭了。
他一生爱棒球、打猎,他冬天穿单衣写作。他仰慕洋基队,他在含混的意识中拖拽自己,他把血肉模糊的手浸泡在海水里,一声不吭。
我想到何香凝雨夜冲进陈炯明的会场大吼:“仲恺你们到底是要杀还是要放?”
我想到奥雷里亚诺上校发动了无数次战争,在三点一刻开枪自杀。
我想到那个印第安人搬起水泥墩砸开了疯人院的铁窗,很静的夜里,一声巨响。
我一直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和多少世纪以来所有的人在寻找的一样。我忽然懂了,像那一瞬间窗外放进的白光,我想起那晚苏州枫桥上的水声,想起我坐在没开灯的房间,低声叙说着我的理想,想起一辈子兜兜转转的人们。
最后我又想起了海明威,我想起他那一张灰色的相片,从他的正脸拍过去,胡须看起来很硬。他的眼睛望向侧面,深邃、平静。他已经远不止一张面孔了,他宽阔的肩膀,他端猎枪的手,他伤痕遍布却仍然不偏不倚的灵魂。
人生全无意义,一切只在于站立,一切只在于对抗。
我的握紧的右拳落在手心,那种力量让眼泪涌上来,而我依然大睁着眼,我隐约看见了我的结局,一字一行,清清楚楚,但那已经全不重要。
大马林鱼跃向空中,露出紫色的背鳍。
我今夜将梦见狮子。
于是我安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