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之心是永远的光亮
				       1898年，山东威海卫港，黄岛炮台。
       一位年轻的水手在队列中，默默地听着英舰舰长讲话。22岁的他在这里目睹了两日之间三次易帜：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国旗升降，国人本应荣辱与共，可一旁的清兵衣衫不整，满目愁容，无奈而麻木。悲愤之情在他的胸中涌动，如同炮台之下翻滚的海浪。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亲身经历他国列强的欺凌，这是何等的屈辱！
       然而他知道，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还生活在自私狭隘的小世界里。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被紫禁城的城墙挡住，百姓非但不阻止，甚至从家中搬来梯子帮忙；远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视频里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害，一个个无动于衷，脸上只有麻木的神情。面对如此的境况，他同无数的仁人志士一样，渴望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
“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教育救国事业。”
       他辞去海军的职务，回到天津创办学校。为了办学，他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为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式震撼，深受启发。又和自己的友人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又结合自己的时间和想法，逐渐创立了一套适合在中国实行的教育理论。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不仅要管理学校，还要确保经费运转正常。当时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为了筹得资金，他放得下身段，也讲究方式方法。不仅根据社会需要制定教学方针，还充分利用学校已有的资源，开办工厂。在扩大了社会影响的同时，取得了相
应的经济效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教师的薪金当然是低于其他大学的，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都还是愿意到这里任教。从梁启超到黄兴，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的孩子送到南开大学读书。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力量，更信任南开校长的教育理念。
        他在国难之时创办大学，不仅要办一所好学校，更要办一所时代需要的学校，把对祖国的深沉之爱融入教育救国的理想。因此，“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培育允公允能的爱国人才是学校的首要宗旨。
        以爱国为其教学理念的首要宗旨，他一直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在南开的课程上，也有十足的体现。
       在南开，最受注重的科目之一是戏剧。戏剧是文学艺术的核心，文学艺术又是美育的重要手段。当时，曹禺在南开中学读书，成为了南开戏剧团的主要成员。他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活》一文中说，“南开戏剧团对我影响很大”，他提倡戏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戏剧的舞台上，有小丑、小生、老生，如果能在舞台上演什么像什么，那么将来在社会上也能应付各种环境。戏剧作为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等等给观众带来直接的心灵震动，可以说，看戏剧，比抽象地上几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除此之外，爱国教育更是其教学理念的直接体现。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是八十多年前，张伯苓先生提出的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这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它不仅让当时的国人醍醐灌顶，更让今日的我们心怀敬仰！
       张伯苓先生就像一块滚动的石头，在那个山河动荡的年代，执着地，不停歇地开辟出一条大道，指引他的是教育救国的理想，是对祖国深沉的爱。这份决心，这份热爱通过他的教育理念，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将这条路越拓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