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与邂逅
1938年,我只剩两条命了。xx号夜晚的风不同于其他日子那么刺骨,来得和缓了些。地上光秃秃的一片,仿佛这世界除了我,我竟再也找不到其他共存的生命体。隐约地一个人形朝我这方向走来,月光忽然故意被遮挡了一半,光线暗下来。人形离我更近了,他要我的一条命去换成人的五天一夜,这么不值钱的买卖,我答应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信任他,总之我确信他可以改变我,不管是经历什么也好。可我信他能叫我在这以后终会美好的世界上印上在此痛苦的血印,叫后来的幸运的人别再沾染上隐忍作呕的印记。
那人形叫我去桥上等他,我问他,他不说话,指了指南边。南边没有桥,只剩座飞机炸得大半个土块的“半桥”,说来都不叫桥了。没人走,没人敢走,到现在依旧有零星的炸弹声,那边的人家不是被炸死了就是逃生去了。我明白了,他是要我去送死的。
后来发生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被一只鞭子抽醒,那个穿着日本军服的士兵愤怒的嘟囔了句什么,立马上前驱赶其他人起来向前赶路。
一路上就这么躬着身子低头走路,路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景象,到处都是片草不生的黄土。偶尔撞到了前面的人,我抬头看了一下刚要道歉,但见他没什么反应,麻木到连头都懒得回。看这人的身形,大概是个青年人,个头不高,全身晒得黝黑,说不出来是被晒的还是曾经当过挖煤的苦力。放眼望去,每个人都在躬着身子,低着头,看到的活得东西只有自己满是燎泡的脚和哐啷作响的脚镣。还有几个小女孩穿着褴褛,紧抓着母亲的衣角,四处张望好像等着谁来拯救,踉踉跄跄地往前小跑。她母亲右边的头皮整个被揭下来一块,中间光秃的,四周已经结了痂。
在行走了不知多少公里后,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日本话和中国话:“整顿--休息--”有个好像刚被俘来的中年妇女,衣着艳丽,戴着发黑的金色耳环,抖了抖裤腿上的灰,一屁股坐了我旁边:“哎,小伙子,你知道咱要去哪儿吗?你可能不知道,我刚才可是用了我一只祖传的香檀簪子去和一个日本鬼子打听的。还换了一个干粮饼。”说着,从衣服内衬里掏了干粮饼子出来,掰了两块,一块给了我,一块抓了手心里,剩下的又塞了回去。“那小鬼子真会做买卖,我那簪子......哎,算了,都过去了。不过幸亏他没直接都给我抢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听懂一点日本话,那鬼子跟我说啊......”还没开始说呢,她干咽了一下,“干粮真是干,放几天了都。他说咱是要去威海卫的一个集中营。”
我并没从她脸上看出一点情绪变化,我内心很慌乱,但怎么也表现不出痛苦的表情。“别怕啊,小伙子,我听说我们那儿有好几个逃出来了呢--”忽然又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日本话和中国话:“整顿--前进--”
我还是忍不住瞄了一下妇女,即使穿的再不符合她那年龄该穿的,她脸上的皱纹怎么也去不掉,四处横生,脸上没有一点逗,鬓角处竟然有老年斑。她忽然仰头又立马低下,我立马收回了眼神。
“我小名叫湾湾,好听吧--我姓李,你就叫我李姐,以后我就是你姐,咱们都是一家子。部队后面还有一些兄弟姐妹,他们都和你年龄差不多,要么和家里人走散了,要么就是家里人都死光了。你呢有事来找我,我一直都穿着这件红马甲。”
“湾湾?”我没忍住问她 。“对,我老家是渤海湾。改天有空我给你讲故事,不过你还小,不懂。”“我十七了,不小。”我以为她看不起我,虽然我之前一直在流浪,还不适应怎么以人的方式讨生活。但我总是很幸运徘徊在日租界前伺机以离弦般的速度逃走。我尽量压低了声说 , 不过她好像听见了。
“我儿子也十七了,我觉得他还小,他觉得自己不小了硬要参军。我本来还想留他到二十给他办成人礼看他有了心仪的姑娘再送他去。不中留啊,跟他爹一样。”日本兵鞭人的声音越来越近,李姐赶忙拉我起来,叫我别磨蹭。
连着十几天根本没有太阳的白天,走了数不清的土路,俘来了一批又一批神色张惶的妇孺老人。在路上,李姐不断地和我说她丈夫的英勇,部队来信时战友和他一起给她写的信。字迹有的混乱,有的话甚至不搭边际。但只有她丈夫的字迹整整齐齐地,好像她丈夫就在面前跟她讲,每个字都能听到声音,都有她丈夫的脸出现。李姐说那些日子是她最满意的日子。
就这么走着,我和李姐走上了平坦的沥青路,李姐跟我说:“威海卫到了。”威海卫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街道上几乎无人踏足,街角处有几个青年学生在偷偷摸摸的张贴着文告,约莫着又是些爱国文章,我都看了无数遍了,晦涩难懂,满文大道理。
远远地传来了日本话,根据我的理解和无数次相反的场景,我脑补出日本士兵紧靠一起,勾肩搭背,步伐不一地跟着带头士兵挥舞的手朝着青年学生跑去的画面。不同的人,同样的场景,我依旧不敢目睹他们被捕时几乎没有反抗之力痛苦的呻吟。
李姐拉着我挤进队伍里,慌忙摆手叫我不要多看更不要多管。
就这么迷迷糊糊,时而被鞭子抽一顿,带着满身疤痕和新伤踏上了“国人墓地”——集中营。
出于好奇心,我总爱四处张望,映入眼帘的却不尽人意。我被安排进了一间仓库,中下阶层的农民、车夫、乞丐混在一起,各种不同的方言使他们忘掉一切,交谈甚欢。接着一个发疯似的女人,偶尔发出一阵狂笑,时而挥舞着手怒吼,安静下来后,又跑到门口扒着监视口张望,毫无规律的拍着铁门,一遍又一遍有气无力的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铁门与墙相交的墙角处踱步走来一个男人,看他穿着像是城里多数车夫一样,肩膀裤脚缝缝补补,甚至有些撕裂的地方没线补自然地耷拉下来。他倚靠在墙上,忽然表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抓了抓头发,进而抱起头,沿着墙角蹲下。其他人熙熙攘攘,要么臭骂敌国,要么面露难色、沉默不语......
经过一段漫长且漫长,压抑且压抑的夜晚,我其实不知道白天和黑夜,只是大家都睡了,我还醒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铁门被打开了,仓库里所有人被门外并不明亮的光线晃了起来,互相推搡,拍打,似乎都有救了。但他们没料到的是,噩梦才刚开始。
日本翻译官抱着一本印署着天皇政府的文件,戴着比眼珠子还小的黑框眼镜,梳着油头,脸上挂着白粉,眼睛眨得飞快。我在心里默默叫他“女鬼”。“女鬼”说:“为天皇效劳的勤劳的日本士兵们会将你们分配成不同的······”说着添了一圈嘴唇,然后接着说:“不同的部队。你们将会跟着英勇的日本士兵走向不同的基地,接受着不同的洗礼。”他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差点让我认为自己在开政治大会。没错,政治大会,确实是日本政府下达的政治命令。
大体上,我们被分成了三批人,根据这些人的身形体格我也能大致称之为:一队为妇女分队;二队为劳役分队;三对为老弱病残。我就是三队里的“弱”。
三对朝着不同方向走向不同的大门。走出集中营,是一片刚开垦不久的林地,树墩子还没干透,地面上的杂草被烧成一片焦黑。不远处有块地势起伏的高地,与地势低平的地方相对高度大约三四米。
高地上站着一个大佐级别的军官,站姿霸气,双腿叉开,仰着头目视斜下方,将原本只有几厘米的脖子尽力拔高。将刺刀径直插入腿中间向前的位置。
大佐斜后方站着级别低一级的的将领。大佐直直的举起右手向前一挥,那个光头将领立马躬着身子侧到大佐跟前,耳朵恨不得和大佐贴在一起。大佐就说了一句话,光头将领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双手紧紧的贴在大腿边。“是,是,是......我明白了。”
突然光头眼神坚毅地盯住我们,直起身子,行着军人礼,带着“天皇之命”跑下高地“......”他高喊着,押送三队的小兵用枪抵着我们呵斥着,踢打着我们。光头一遍又一遍地喊,只是喊,在练他的高音。
一群人踉踉跄跄地被推进一个深坑,有的站不稳跪在了地上,有的直接滚了进去,个个灰头土脸吃了一嘴沙子。等着所有人半死不活的站稳后,大佐示意光头。光头继续大喊着,用他独创的中文命令三队:“所有人,转身向后--”
见我们行动缓慢,光头朝天开了三发子弹,继续高喊着:“所有人,向后转--”
此时,我们并未意识到什么。只是看到所有士兵向高地的方向跑去。
光头用他独有的口音又大声高喊着:“射击!”这一句干脆利落,一个接着一个的人应声倒地。我甚至都没时间感受恐惧,只是觉得左肩有些刺痛,我便被一个饿得瘦瘪的秃头妇女压倒在地,她手中还紧紧握着一个小手。
我只有努力的把头从死人堆里探出头。我睁开了半只被血痂模糊了的眼睛,蠕动着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残缺的僵体。我的眼泪被冻结,只有血肉在沸腾,在爆炸,在呻吟。但此刻我什么也做不了。
枪声停了。光头又在高声喊着:“士兵们,做的好!我们此刻做的,是日本天皇至高无上的旨意,死去的中国人为我们的事业应该感到无限的荣光。我们清除的只是羸弱残缺的灵魂,换来的却是日本天皇士兵们英勇无畏的忠心。你们这样做是对的,是无限荣光的!”
尸体就这么堆着,不知道过了几天,我只知道我变回了猫的那个晚上,周围弥漫着腐臭。我只是庆幸着我能脱身了。可是剧烈的疼痛只够我爬出死人坑。我的前肢已经毫无知觉,只有痛。这就是一种折磨,我变成人的意义是什么呢,只是为了体验人独有的情感。可是我的付出并没有带来一点儿价值,白白换走一条命。
幸亏我是只猫,只跌落四次就爬出了死人坑。可是我已经毫无气力,我只想睡一觉。恍惚间来了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那晚的人形......
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到了陌生的房间,左肩的伤口被处理干净,包上了纱布。门半掩着,我想出去看看。
庭院很大,中间有一棵白杨,生的极好,树干挺拔笔直,叶片宽大葱绿。树前跪着一个青年人,他好像在忏悔,我向前凑近。“我不该这样做,我都不明白我的立场了,母亲,请给我个指示吧。我到底还是愿意相信那只猫是您呢,您生前就说死后要变成一只猫陪着我。您告诉我要爱和平,爱每一个人。可是我却杀了人。您说过的,白杨会替我传话向那边去的,我一直都相信。”
青年人发觉我出来,扶膝站起来把我抱到床上。他就这么蹲下来盯着我看,说:“那么偏远的一片树林,一只猫怎么能进去呢?况且是日军的地盘,我暂且不深究那么多了,至少发现你,我又重拾了一点良知。”他忽然不说了,起身出去又回来,手里端着牛奶和西餐。
那天青年人跟我说了好多,说他是中日混血。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因为学术研究结实,又因为共同的信念相知,他们都热爱和平,有着共同的追求。这是母亲同他讲的。青年人的中文名叫肖阳,随母姓。他中学时去法国留学一年,期间就发生了变故。
父亲被祖父安排进日本当局政府,接受了所谓的天皇教育。肖阳也不明白,父亲坚守多年的国际信仰,在一年之内发生巨变。父亲整个人变得暴怒无常,肖清雨给肖阳写了份诀别信,告诫他要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要丧失本心。当肖阳匆匆刚回国的时候肖清雨自刎了。
肖阳说他发过誓,绝不背弃母亲遗愿。可就在前几个月,他的父亲又受到提拔,为表明对天皇的忠心,要把肖阳送往军队。那时候肖阳并不清楚军队的本质,他单纯地认为日本军队只是为国家效力。经过那次屠杀,他精神上曾经一度崩溃。肖阳目睹一个妇女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连续被射击,成了一滩烂肉。肖阳没开枪,但他没有阻止,他说这就是犯罪。
我没有恨他,我深知他被天皇所灌输的极端民族主义所荼毒,毕竟他没有杀人。可我不否认,他犯了罪。
他将我安顿好后,将日本军服烧毁,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我和他都明白,这样做意味着要当“逃兵”,会踏上没日没夜的逃亡。他父亲因此背负耻辱。他痛恨父亲的所作所为,但肖阳仅存的一点仁义让他写了份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
肖阳简单的收拾了下,我紧跟在他身后,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坚定。
在路上,肖阳说的最多的就是“光辉不灭,信念永恒”,这是母亲的期许。
究竟哪条路是接近光明的路?这时,我抬头看到了徐徐升起的太阳,它发出的光并不强烈,但却那么刺眼。肖阳告诉我:“就跟着太阳走吧,共产党就在那边。”
我忽然想起了李姐,我和她交集并不多,但她热情,给我信心。她最后跟我说的是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带着年轻时的嫁妆去见丈夫和儿子。她的红马甲在她身上挺合适的,她也很美。
我极力压制着自己不要再回忆被射杀的场景,只是觉得无限落寞的惋惜。他们回归自然,慢慢消散,不管是化作风还是化作雨,他们将不复人世。有的人我还来不及认识,有的人我还来不及告别,有的人甚至一眼不曾相见。他们只是在我的过往里留了一点印记,剩下的只有我独自悲伤。
或许某一天,我还可以成为人,和肖阳并肩,追寻那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