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顶毡帽是永远的光亮
				        时不时的，我脑子里便会蹦出一幅画面：爷爷半身侧倚着炕沿，坐一个高椅子，戴一顶毡帽，手里剥着几个核桃。阳光从南窗投进来，卷起空中的尘埃，打着旋儿落在爷爷身上，落满整个房间。每当我驻足门下，停望庭堂，爷爷总是堆满笑容，映得满堂的阳光更加明媚。
       爷爷不高，微胖。这满堂的阳光对他来说太过热情，细密的汗珠渗出额间，凑成一股顺着鬓角流下。爷爷便放下手里的核桃，空出左手，举到额间，抓两下脑门，然后掀起帽沿，端下毡帽，摆在手旁，又拾起核桃继续剥。
      爷爷坐的位置正对着大门，一抬头便可以看到从外面回来的家人。七八岁的每个暑假，我都准时的出现在爷爷一抬头就能看到的位置。那时是盛夏，炽热的太阳沸腾了大地的一切，虫鸣不绝，溪水潺潺，独自一人背着行囊到了家门。一踏进大门，便看到爷爷坐在炕沿边的高椅子上，戴一顶毡帽。我驻足停望，阳光被屋檐砌出了棱角，院子里面是满是生活的样子——芦荟，铁观音，还有几盆叫不出名的小花；墙角一隅是爷爷鼓捣的小玩意，用来关窗的“金箍棒”，还有些劈柴剩下的废料接成的小推车。“爷爷！”“哎！”爷爷回答总是毫不犹豫，清晰，响亮。那一声回答穿过了庭堂，也跨越了我的整个童年。
      “老头儿，去园里摘两棵大葱！”奶奶总是叫爷爷“老头儿”。爷爷也一点不打磕巴，紧接着就弯腰从炕洞里提出土鞋，蹬上，提着家伙事儿就出门了。阳光总是很烈，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爷爷戴一顶毡帽，出了胡同右拐，没几步路就到了菜园。到了菜园，爷爷似到了他的乐园--一脚扎进泥土里，弯下腰左右移动着，手里忙活着摆弄满地的茂密的小菜；时不时抬起身来，抡起胳膊擦擦额顶的汗珠，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他的“孩子”，绿油油的，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在爷爷面前露个脸儿；爷爷也是笑没了眼，心满意足的深吸一口气，好像肆意地享受这一刻的清新。阳光肆无忌惮地逗弄着这片土地，惹得每一片菜叶笑意满面。
       这天晚上，月亮又亮又圆，点亮了半片天空，恣意地向大地挥洒这光辉。吃完晚饭，爷爷在院子里摆好了椅子，叫上奶奶一起到院子里聊天，赏月。爷爷靠在椅背上，仰着头望向遥远的天际，天地之间似乎更加旷远，整个世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在那儿，一个在这儿。
      “老婆儿，你看这星星和月亮，还是和咱们那时候一样。”爷爷望着天，好像看到了从前。
       爷爷是个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奶奶是部队的医务队员，他俩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爷爷不太会说话，但会写信，每天给奶奶写一封信，就这样写到了结婚。两个人结婚不久，就去了朝鲜战场，穿着薄衫，戴着军帽，扛着枪杆走到了朝鲜。
       这段故事，爷爷不太跟我们说起，奶奶也不常说。在我小的时候，奶奶想起去朝鲜的那个冬天，经过鸭绿江时，江面泛着光，看不到头。一群年轻战士就不停地走，望着江那头看不见的家，迈向江这头看不见的战场。到了晚上的时候，星星高高地看守的大地，月亮的柔光让这驻扎的荒野似有了些许温度。战士们戴在手上的线手套都冻成了冰，连手指头一起冻在了里面，谁也不敢把手套摘下来，因为手上的皮肤早就已经粘在手套上活动不得。没有热水，除了自己和同伴心脏与血液，四周一切都是冰冷的，战友们都彼此挨着，以寻得一点温暖。
       终于到了战场，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战士们端着枪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爷爷端着长枪，向着前方冲去，昂着头，向着天空怒吼。内心的笃定，脚下的坚定，让这群年轻的战士不顾一切地驰骋在沙场。用一身赤膊对抗长枪火炮，爷爷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右臂，他没有退缩，依旧跪地向前，实在端不动枪了，躲在土堆后喘口气，鲜红的血液染红了土堆，才发觉胳膊上的血一股股涌出，他死死地用手去捂着涌流血的伤口；看向天际，似乎看到了红旗飘扬。
       奶奶给爷爷包扎伤口，一边哭一边骂，骂他不中用，骂他不把那些凶恶的敌人都杀死。后来爷爷右臂里的子弹取出来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得勤活动着右手--剥核桃也就成了“康复训练”。每次说到这儿，奶奶都不再往下说了，可能是因为更血腥更残忍的场面实在难以回首，可能是因为差点失去亲人的恐惧令人心悸，“现在可算好了，党领导的好”。奶奶总是用这句话结束这个故事。我问爷爷为什么去朝鲜，他总是说：那时人民需要我，也是党和组织的命令，军人就是服从命令。
       那天夜里的星光和月光，似乎就在那时，永远的停留在了爷爷的目光中。
       半夜，爷爷脑梗，住进了医院，我在门外，爷爷在门内，我们好像只差了一堵墙的距离，却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怎么都见不到爷爷。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医生建议出院。
       脑梗导致的半瘫痪，爷爷只能躺在担架上，被一辆大车运回家，我站在胡同口，不停地探出身子往外看，似乎想要看到几千里地之外，看到在路上颠簸的爷爷。
       大车一拐进胡同，我便冲了过去，“爷爷！”我几乎是哭着喊出了积蓄已久的担忧和思念。“哎！”不能说话的爷爷，居然从喉咙里清晰地发出了一个回答，我知道他是喊出来的，我知道他是笑了的。
       被安顿好在炕上，爷爷的目光落在了炕边那个椅子上，猛地开始抽泣起来，整个脸都胀红了，眼睛里诉说着急切，身体却因脑梗不能活动。那是我第一次见爷爷哭，也是最后一次。
星星似乎都闭上了眼睛，月光被云层遮住了些许光泽。
       没过几天，爷爷走了。
       那是个夜晚，同样的星光和月光，周围的一切都比那晚黯淡了一些，不知缺了什么。
       爸爸收拾好爷爷的遗物，打包在袋子里，最上面放着那顶毡帽双手托起这顶毡帽，我仿佛又看见爷爷掀起帽沿，端下来，规矩的放在手边的样子——那一刻，那顶毡帽承载了世间一切的重量——军人对军帽的尊敬已成了习惯，军人对使命的敬畏已成了信念。
       那是个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透过了南窗，射在这顶挺立的毡帽上，照在了我的身上，照满了整个屋子。
       前天夜里，我梦到了爷爷。在梦里，爷爷还是一名军人，他仍戴着一顶帽子，那是军帽，傲然挺立，他用最雄浑的声音喊出“保家卫国”的口号；在梦里，爷爷意气风发，我也终于看到了百万雄师横跨鸭绿江的场景，战士们的肩上是出发的行囊和战斗的枪杆，战士的心；里是不灭的热情和永恒的光；在梦里，爷爷还经常去看他菜园里的“孩子们”，小心地在菜地上挪动，时不时弯下腰左右移动，时不时地抬起身看看天，便笑的没了眼。阳光仍洒在大地上，爷爷是深爱这片土地的，也爱他眼里的光。
       村口那汪湖湾依旧映着四周的绿意盎然和人来人往，有人步履匆匆，有人踱步慢行；有人走向了更高更远的地方，有人则走向了时间的永恒。
       回家路上的风景依旧如昨，那条小路不再泥泞，家的方向依旧清晰。那座布满阳光的老屋子，那顶眼里心里的毡帽，便成了永远的的光亮。
       那永远的光亮，是满含温情的爱情的柔光，是扎根土地的质朴的微光，是积极生活的热爱的炽光，是保家卫国的赤诚的荣光。那永远的光亮，照亮了少年怀揣梦想的前行之路，也照亮了家人们满载星辰的归乡之途。
       那顶毡帽，见证了爷爷献给土地的汗水，献给战场的鲜血；那时的月光，辉映着爷爷对奶奶的温情，对战友的怀念——那时，爷爷的眼里总含着光。现在，日月依存，似乎分别了“黑”与“白”，承载着遥远的思念。凝视那束光，依旧辉耀，仿佛跨越了岁月的守候，叙述了生命的轮回，于未知的人生，永恒的光明。
       坐在胡同口的石堆上出神：一个老人，不高，微胖，戴一顶毡帽，提一篓小菜，向前走着。一个女孩的声音叫住了他，他立马应了声“哎！”，清晰，响亮。转身，是一个身着军装的女孩最坚定的敬礼，军帽上的徽章映着阳光，映亮了那顶毡帽，映亮了整片天空。